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上中央再次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，此次会议使曾经的党内领袖博古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。遵义会议后，新的三人领导小组成立，周恩来担任首席，毛泽东负责指挥红军，而王稼祥则成为最后一位成员。此时，王稼祥无疑是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重要一员。然而，抗战结束后王稼祥的党内地位却不断下滑，这究竟是为何？

王稼祥在1928年2月加入共产党。到1931年11月，他以25岁之龄被选为军委副主席。这一年轻的任命与他的留苏背景密切相关。当时，红军的高层普遍对共产国际持有敬畏的态度，因而留学苏联的干部往往能获得重用。此外，王稼祥与博古、王明等人同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，这种特殊经历为他的晋升铺平了道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才华横溢，对党忠诚，因此得到了重用。经过遵义会议的洗礼，王稼祥的党内地位高于大多数同僚，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超过了林彪。

然而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常常被忽视。1934年底，时局危急，红军面临围剿威胁。彭德怀对李德的指挥表示强烈不满，认为忽视了红军战士的生命。在这关键时刻，王稼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对话，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指挥权。张闻天被他的论点所打动，同意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毛主席。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下的关键性一票，成为会议成功的重要一环。

然而，到了1945年的党的七大，王稼祥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的推荐结果。与会的44名中央委员大多数后来成为党的核心成员，而王稼祥落选，意味着他从此逐渐与党的中心决策层脱离。之后，他的职务愈加边缘化，几年后在东北局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驻苏联大使，但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，十年特殊时期还曾遭到贬黜，去了河南劳动。

至于王稼祥之所以走向边缘，主要有几个原因。其一，战时较少脱颖而出的理论型干部使得王稼祥的才能未得到充分展现。对比之下，许多被记住的是军事和政工型干部的胜利。其二，王稼祥受到留苏派的牵连，尤其是在七大时，党内对于留苏干部的偏见影响了他的选举。其三，他因曾批评大跃进而受到不利影响，也为其后来的低位埋下了伏笔。此外，王稼祥的健康状况不佳更是制约他参与工作，1933年他在江西受重伤，多次因病前往苏联治疗，缺乏工作能力。

尽管王稼祥后来的职务不高，但毛主席对此一直给予关怀。1969年，王稼祥因被迫害而下放至河南，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，毛主席亲自安排他回汉治病。1972年，王稼祥病好后与毛主席联系，恳请重新安排工作，展示出他对政坛的持续关心。